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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

——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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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二)  

2012-06-21 14:32: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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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语言力量

龙文

郁达夫生前曾对鲁迅的语言评价意味深长,

以为他在文字上是有奇气的。

鲁迅的思想,似乎都是在与敌对的力量对比和抗衡的时候显示出来的。

但有趣的是他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

不都是简单的布道,

而一直用形象的语言为之,显得很特别。

我们注意到,在他和学者们争论理论的问题时,

表述方式却是诗化的,得庄子与尼采、普列汉诺夫的妙意,

将复杂的问题多致地表述出来,显示了一种高度。

我们通常研究鲁迅的文章,

不太注意鲁迅的表达方式,

鲁迅的有趣的一面经由人们的叙述反而乏味得很。

或者不妨说,我们可能在用先生最厌恶的方式纪念他。

比如文革时八股调,比如政论文伪道学等。

漠视鲁迅审美的特点和精神哲学的特点而谈论鲁迅,

是很有问题的。


鲁迅认为汉语的表达应当有现实和诗意的情怀。

写实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一种精神劳作。

在鲁迅看来,现实的复杂,

有时候不都是能用日常语表达出来的。

写实不意味着复写,而是要看到表象后的存在。

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

鲁迅一生对事物判断的那种诗意的表达,

后人一直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

现代汉语越来越粗鄙,单意性代替了繁复性,

文艺腔置换了诗意。

其中的问题是丧失了汉语表达的维度。

把语言仅当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载体,

不仅古意寥寥,连衔接域外艺术的冲动也失去了。

我们和五四文人的距离,在表达的向路上就已经问题多多。


自然,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语言方式,

今人不应再返回过去。

鲁迅的语言是不同于古人的,也不同于同代人的。

古代的语言在他看来是被士大夫气污染了。

那些事功的书写和颂圣的文字,殊乏创意。

而同代的语言则有江湖气和八股气,缺少的恰是生命的意志。

那个意志不仅含有智慧,还有人性的暖意。

我们现在却把那些幽夐的温润的文体放弃了。

先生跳出众多的表述空间,在寂寞里独辟蹊径,

置身于时代又不属于时代,

那就既有了当下意义,

又有了纯粹的静观的伟岸。


鲁迅的表达很少重复,

每一个话题都有特别的语境。

他对生活的把握不是机械的描摹,

而是着重复杂的不可理喻的存在。

即使最愤怒的时候,

也依然能将美丽的句式呈现出来。

在言说里,人们很容易进入精神的幻象。

他的表达过程一直避免进入这样的一种幻象里。

旧的士大夫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自欺欺人,

人生的真相救被遮蔽了。


新月社主张爱的文学,

不满意左翼作家的理论。

鲁迅就说,新月社不满意的是世界上还有不满意现状的人。

这样的看法含着哲学的意味,

实则是表达的悖谬的一种展示。

作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写道:

“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

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

一种是什么都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

便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

这样的语境,令人想起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的话,

对存在的发问的时候,也必须对发问者进行发问。

鲁迅对言说的有限性的警觉,

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一直没有消失。

能够看出语言的维度的开放性。


表达很容易落入俗套,这是他一直强调的看法。

他用诗意的语言表达思想,其实就是颠覆这种尴尬。

比如,讲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他就说:

“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

把左翼的话题说清楚了。

在论述宣传和艺术的关系的时候,他说:

“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文艺,

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

而凡颜色未必是花一样。”这样的比喻很有跨度,

也避免了理论阐释的单一性。

他的杂文这样的笔法同样是多的。


语言也是一种幻象,而且是导致人进入悖论的载体。

拆解这种怪圈,对语言的限制和反诘,

对他是一种超越极限的快慰。

鲁迅的语言造成了与背景隔离的效应,

一方面进入市井,一方面不属于市井,

于是存在的面孔便清晰了。

他对中国社会的描摹,何曾是简单的图式呢

那种复杂里的凝视,有着精神的伟力在。

旧式话语方式在此已失去力量。

而他对新语境的营造,给我们以久远的感念。


鲁迅整理的古代文献有上百万字,翻译的作品有三百万字。

他对民间艺术的研究也很多。

那结果是语言发生了变化,有疏朗自如之气,

方巾味与腐儒味均无,倒是和古人相通者多。

他谈到先秦两汉,讲起六朝、唐宋,

都有灼见,说一些别人不说的话。

有时候似乎也和古人为伍。

比如,他曾说,现在的中国还仿佛是“明季”,

都是读书阅世的一种心得。

因为通晓古人之得失,方知今世之明暗。

他的语言深处的古风,需暗自体味方可见到。


三十年代的鲁迅,在翻译上给人很大的冲击。

但那时候译界几乎没有人认可他的译风。

他的译著因为生涩、直硬而受到非议。

晚年所译之书几乎都无其杂感和小说那么流畅,

仿佛有意与人捣乱。

按当时的精神状态,

本可以写一些厚重之书,

做自己心爱的事。

一反常态的是,

却故意在文本上与思想上和旧有的习惯作对,

文字趋于艰深,句子拗口,

几乎处处可见反汉语的用意。

梁实秋等曾讽刺说是一种硬译,

结果便是走向死地,讽刺是苛刻的。

连瞿秋白这样的人,也不能都了解这种选择的深意,

鲁迅在那时将自己置于译界的对立面。

今天,看先生的一些短文,感慨于他与自己过分挑战的勇气。

应当说,译苏联的文艺理论及小说,在他有多层用意,

除了精神层面上的变革外,

我以为重要的还有语言学上的思考。

鲁迅觉得中国人的国民性出了问题,与思维方式大有关系。

思维是靠语言进行的。

问题是汉语的叙述方式存在着弊病。

比如无逻辑性,没有科学化的范畴,概念不精确等等。

在旧的语言中,大概只会产生诗化的散文,

不会有科学理性的存在,

至少没有数理逻辑一类的东西。

晚年在着手介绍域外文艺时,

已不再满足于内容的传达,

还着眼于表达的变化。

不是从“信达雅”的方面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

相反是逆着传统的秩序,

原文照搬洋人的语式,

使文句冗长、生涩,一些新奇难懂的句式不断出现。

鲁迅相信,改造汉语,

不能不借用外来的语法,

否则精神的表述永远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

他甚至以为,汉语的历史就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

先秦的文章是一种模式,两汉魏晋大变,

原因是汉译佛经激活了汉语,

那一次冲击使汉语有了一次飞跃。

后来的发展又被封闭起来,不能自我更新。

欲救死状,惟有移来洋人语言,与现代口语结合,

渐渐改良,庶几可以让古老的书写柳暗花明。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鲁迅的洞悉人间的眼力是超常的。

他无疑是一个忠实于存在、历史和自我的人。

其一生的劳作,继承了古中国几近消失的文化之光,

又把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因素引入到新文学里。

他不是建立一个固定的秩序,

而是建立了确立自我而又不断否定自我的开放的艺术空间。

这个选择避免了对旧话语的复归,

也避免了自我的封闭的单值价值判断。

一个鲜活的智慧之流在现代史上开始涌动了,

我们终于在他的文本里,看到了我们汉语言表达的潜能。


这就是鲁迅的语言带给我们现代文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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